纪念海峡两岸的两位英年早逝的社会理论家邓正来和林端[1] Memorialize Two Social Theorists Who Died at a Young Age from China and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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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视角看正来

—暨纪念海峡两岸的两位英年早逝的社会理论家邓正来和林端1

常向群

前言

由于参与筹办拟于2013年9月5-6日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召开‘马克斯•韦伯与中国’的国际学术大会|[2],去年以来分别与大陆和台湾的有关专家学者有一些沟通。三周前,收到台湾国立大学社会学林端教授[3]的助理的讣告,获悉他因心肌梗塞猝逝,于是怀着沉痛的心情写以下悼文:
‘惊闻林端教授之噩耗,深感巨大的震惊与无限之惋惜。对林教授在社会学尤其是理论研究的造诣之甚早有所闻并仰慕已久。两个多月前首次访台,有幸应林教授之 邀在台大社会系演讲,与师生同行交流,收获甚丰;之后在鼎泰豐与林教授和林夫人等叙聚,其谈笑风生之音容笑貌仍环绕脑际;一周前还跟林教授电话沟通讨论韦 伯会议情况,岂料余音未断人却先去,痛哉!惜哉!撼哉!惟望林夫人及家人节哀保重,韦伯会议圆满成功,台大社会系与全球同仁之联系继续光大。’
林端在德国海德堡科学院院士、德国海德堡大学‘促进跨学科对话的高等研究中心’联席主任高等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斯•韦伯社会学所荣休教授、著名社会学家施 鲁赫特教授(Wolfgang Schluchter)指导下获得的博士学位。施鲁赫特教授直接受教于马克斯•韦伯,享誉‘天下韦伯第一专家’。林端的著作《韦伯论中国传统法律—–韦伯比较社会学的批判|》(三民书局,2003年)在海内外学术界评价较高。林端曾是国立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他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谢立中教授合作主编的《社会理论学报》期刊,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
在邓正来于2010年发表文章中,他曾经尝试用韦伯“理想类型”的方法来初步建构作为一种理想类型的“生存性智慧”发展模式[4]。他指导的博士生陈昉于2011年完成了《论马克斯•韦伯的法学理论及其两面性|》的博士论文。去年跟正来探讨了韦伯大会一事,他曾建议我们邀请复旦高研院名誉院长、伦敦经济学院前院长吉登斯爵士(Lord Anthony Giddens)参会,因为这位著名社会理论家著作等身,也涉猎韦伯,著有《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著作的分析|》(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以便于复旦高研院的资助和参与。
‘邓正来逝世了’!非常震惊,因为以跟他打交道的体验我完全没有察觉到他身体不好,竟会走得这么早。算起来距台湾国立大学社会学系林端教授离开人世(2013年1月21日)只有三天!
还 没有从友人离去的悲痛的情感中走出来,迎面又撞上新一波冲击,完全蒙了!写不出悼文,也不知说什么好。正来兄国内外三教九流朋友太多,也轮不到我来说什 么。于是打了几个电话。不知何故,神使鬼差地拨通了正来本人的手机,接电话的是一个陌生女人的声音,自然是现任邓夫人肖艳明女士。听说是从伦敦打来的电 话,她嘱我跟国外学界友人联系一下,我才意识到,海外许多人的心态可能与我差不多,不是没得说,而是不知如何说,或者对谁说。
于是跟导师王斯福教授(Stephan Feuctwang) [5] 联系,他也从许多途径得到了这一噩耗,并谢我提出了一个好的动议:我们都分别表示一下,并将通过中国比较研究网(Chin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twork, CCPN)向全球转发一下相关信息。随后Stephan发来了悼词,我转给了正来的学术助理孙国东和林曦博士[6] 。林曦随即翻译如下:
‘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就知道邓正来并一直都很欣赏他。他英年早逝,令人唏嘘不已。作为一个经营学术的人、一位知识分子和一名翻译家,他人脉广泛、人 情练达,在任何一个国家,人们都难望其项背。他作为一位知识分子活动家(intellectual activist),尤其令我佩服。他开风气之先,在高校院系之间和之外,开启了社会科学跨学科讨论的可能性,而在当时,体制内的研究所和高校都阻止了这 种跨学科讨论的可能性。当高校敞开胸怀欢迎这种讨论的时候,他作为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院长,能在高校内将其知识企业家的精神 (intellectual entrepreneurship [7]) 向前推进。令人扼腕的是,他的这种勇往直前将暂告一段落。我希望有其他能者,能接受挑战,传承其薪火’(2013年1月28日)。
一晃‘头七’过去了,我还是不知如何表示。在网上Goggle了一下‘Deng Zhenglai’,出现的信息主要是网上书店中若干著作的作者或编者。忽然感觉正来活得还是挺值的:人走了,精神财富留下来了。就从这里开始‘表示’一 下吧,于是把中国比较研究网上‘复旦高研院’网页找出来,做了一些更新[8] 。如果在Goggle上检索LSE IAS-Fudan| 或LSE Deng Zhenglai,一般不难找到相关的信息。以下仅从自己熟悉的视角来观照邓正来的几个角色。

视角之一: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正来

任何时代都有其杰出的代表,鲁迅是民国时期最具有批判精神的自由知识分子[9],邓正来说,“批判是学者介入时代的最好姿态|” [10],这是他们的共性,而他们批判的力量来自其独立的地位及其自由的思考的深度。邓正来家里藏有《鲁迅全集》,他可能还没有想到,如果出版《邓正来全集》其学术对社会的影响不会弱于鲁迅的文学对社会的影响。解构邓正来现象是很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
邓正来是新中国时期最优秀的自由知识分子之一。他发表了95篇论文,出版了21部专著,20部译著,主编了43种著述[11]。在2000-2004年 21个人文社科学科的论文引证率中,邓正来在6个学科中位居前50名,其中:法学第1、政治学第2、社会学第5、马克思主义第30、新闻学与传播学第 36、哲学第44,是中国唯一一个横跨六个学科、并在法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核心社会科学学科同时位居前五名的学者(《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影响力报告 (2000-200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12]。 在解读这组数据时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数据采集的年代为2000至2004年,从著作和文章的写作到发表通常有一段时间,邓正来成为吉林大学法律教 授进入到体制内是2003年。也就是说,正来作为体制外自由知识分子期间的作品的引证率相当之高。这说明,他在这个阶段的产品的质量很高,也说明国内知识 界并没有因为他不在体制内而不引用他的作品。
但是,并不是体制外的好作品都能获得如此高的引证率。正来的知名度的一个重要来源,是他开拓的自由思想和自由知识创造的‘公共空间’,如创办《中国社会科 学季刊》、《中国书评》等,而广大引用正来著述的学者是构成这一‘知识公共空间’的各种物质成分与能量,他们造就了自由知识分子的邓正来;吉林大学和复旦 大学先后把正来接纳到体制内来,成就了正来打造复旦高研院学术舞台以演练国内外的知识精品抱负,并实现其将made in China 的中国学术产品在自由空间里向全球拓展的理想。也许,邓正来在体制内外的角色转换现象与中国自古以来的隐士文化相关,隐和显会相互转化的,正来短暂的一生 就是一个明证。可是这种转化是如何完成的呢?有一种什么样的机制驱使着这些有形的、无形的、群体的、个体的、体制内的、体制外的、正统的、非正统、主流 的、非主流的要素运作的呢?剖析邓正来的个案也许可以为我们找到一些解释。
有人说,‘邓正来是被体制杀死的’,这符合鲁迅对中国文化弊端犀利批判的逻辑;也有人说,‘邓正来是给活活累死的’,这也符合老百姓的生存逻辑。体制外自 由知识分子的生存、生活、身心和生命的代价之巨是一般人难以想象和承受的。这种人在中国知识界鲜有,但不是没有。如,女性和性别研究专家李小江教授,游离 于体制内外及其生死之间。当年,李小江为什么没有参加联合国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其实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
在Stephan的悼词发给高研院之后,收到回复,深谢他对邓正来的‘认可’。邓正来被复旦大学‘认可’的头衔有:‘著名法学家、政治学家、社会科学学术 组织者和翻译家,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Stephan尤其赞赏邓正来的是他作为知 识分子、翻译家和社会科学学术组织者的贡献,因为邓正来大量的中文著述他没怎么看,而最近开始推出的英文著述还没来得及看。由于邓正来在社会学领域的作品 的引证率排名高达前五位,基于本人对邓正来的著述的了解,以及他不直接做经验研究的特点,称他为‘社会理论家’应该不为过。
中国可以自豪地面对国际学术界:新中国能够造就邓正来这样的自由知识分子,我们也拥有自由创造知识的空间。然而,邓正来的早逝,再次提醒我们:中国的学术 体制是否可以更加宽松一点?我们对自由知识分子能否更加宽容或厚道一些?我们应该怎样延长其他的‘邓正来’们的生命?并且造就更多的‘邓正来’们?同时, 那些象邓正来似的拼命三郎、三爷或三娘们也许也需要来点儿自我保护:悠着点?!

视角之二:作为丈夫和父亲的正来

邓正来的学术贡献再伟大,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听到一些对他在生活方面的非议,不妨从这个视角正视一下这个凡人。本人的基本评价是,作为一个男人,他还算是不错的丈夫和相当好的父亲。
我所知道的正来的第一位夫人于硕,算是我的师姐吧。我在东北师大读社会学硕士时,教社会史的老师是曾在西南联大教社会史的卢文中教授,是于硕的导师。于硕 是有名的校花,‘风流才女’(长得漂亮+才华横溢),我们在一起折腾《研究生学刊》,办女研究生专栏,呼唤妇女的解放的前提是男人的解放,妇女解放的出路 是男女共同解放,等等,有的观点至今还有新意。
于硕86年研究生毕业到人大任教,之后与邓正来一起生活了三个年头。初见邓正来,以为她看走眼了,这么大个北京,怎么就嫁给了邓正来?现在看来,他们的结 合并非偶然,因为他们的太像了:追求自由生活与独立思考,勇于挑战和创新,并拥有对人类和宇宙关怀的境界。这点可以从于硕纪念正来的文章中看出:正来着,却倏然离去|,在此不赘述。
他们的分手似乎也是必然的,因为他们毕竟有太多的不同。于硕后来去了法国,嫁给了一位欣赏中国哲学和文化的法国画家方索(François Bossière|)。 Stephan确认于硕是第一位在海外(法国)从事田野作业的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认为她的法语博士论文的观点别致文笔优美,也欣赏她的其他法文著述;但 是对她后来在认知人类学方面越走越远,有点忧虑她是否有颠覆西方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基础之嫌。邓正来也认为于硕玩得太玄乎。近年来,于硕与欧洲梅耶人类进步 基金会主席皮埃尔•卡蓝默(Pierre Calame)等创办的以对话为核心的 中欧社会论坛|,在海内外影响很大,可谓是这种方法论的尝试与实践。
正来与于硕在探索人类的知识和推动人类的沟通的理念和路径似乎也殊途同归。后来,邓正来在复旦大学创办了高研院;去年,于硕在香港理工大学成立了中欧对话中心,开始了其理念和知识在体制内的推动。可惜,现在他们无法在同一个世界进一步沟通了。
回到90年代初,离开了他在北京工作的民营研究所,正来在深圳和香港之间经营小买卖谋生,遇到了欣欣,后来成为他的第二任夫人,他们在一起生活了20年, 孕育和养育着一个叫嘟儿的女儿。认识邓正来的人都知道嘟儿,网上能找到到很多故事,如她读书上学等都有许多不寻常的经历,再如他父亲去世的消息首先就是从 她的微薄里传出来的。没听说谁对正来是一个很好的父亲的评价有异议。
但是,关于嘟儿的母亲唐若欣,人们了解得并不多。俗话说,每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站着一个伟大的女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以成败论英雄的观念的影响至今还是 比较严重的,在中国有了学术体制之后,一个学者的成败大都以其在体制内的等级和地位来衡量。邓正来成为体制内的教授不足十年,在这之前的十来年里,陪伴着 一个没有稳定收入和基本的社会地位的男人,拉扯着一个年幼的孩子,对一个女人来说是非常不易的。1994年,我参加世界妇女大会之后,和王铭铭一起到北京 郊外名人花园,找到了邓家。几年不见,邓正来看上去没什么变化,聊起天来还是海阔天空的。却有了一个温馨的一个家,一位贤惠的妻子和一个可爱的宝贝女儿。 欣欣听说我要到甘肃做田野,把我介绍给她在兰州的父母和妹妹,我们在一起度过了愉快的几天。那些年,正来一家子食着人间烟火,过着普通人的日子,看上去挺 舒心的。于硕说,那是正来一生中最好的时光。
时间飞逝,转眼到了2009年,Stephan应正来邀请在复旦高研院做 ‘文明的概念和中国的文明’|演讲。其间我们一起到正来家做客,嘟儿已经出落成一个大姑娘了,正来开口不离老婆,看着老婆满脸的灿烂,欣欣这位贤妻良母看上去还是挺滋润的。从我们一起打乓乓球中,更体验到了她的灵敏与力量。我后来得知,他们美好的家庭生活从此定格在这里。
欣欣说,后来正来有了外遇,研究生期间暗恋的情人,是哈佛大学毕业的博士,瑞士银行香港总部董事总经理。与八十年代的‘秦香莲们’怒斥‘第三者’们不同, 善良的欣欣对正来的新欢没有任何微词,尽管她无法承受正来的软硬兼施的逼离婚(仅限于文斗和冷战), 并由此患上了抑郁症。2011年9月,嘟儿上大学,他们分手了;2012年5月,正来低调再婚;2013年1月,正来走了,从此一去不复返。。。听起来真 揪心。
欣欣还告诉我,分手时,正来当着嘟儿的面说:妈妈没错,是爸爸错了,但是爸爸想选择一种新的活法。之后他净身出户,自己搬到办公室去住了, 把房产和生活费最大限度地留给了她们母女。欣欣曾经是乒乓球运动员,高研院有乒乓球案子,有时她和嘟儿也会过去玩玩,然后三人一起还像一家人一样到外面吃 饭。她还说,人在做事天在看,正来这么快就走了,原因很多。一个人没日没夜地工作,生活起居没人照顾,身体一下子就垮下来了。从她的叙述中听得出在爱恨交 加中所流露的怜惜。
不难看出,在所有婚变的家庭中,正来还算是过得去的丈夫。一般来说,检验婚外恋的爱情的真实性和深度的标准是,是否与原配离婚。正来还是有道德底线的,他 玩的是真的。我跟肖艳明女士只通过一次电话,从这位资深银行家的口中,深为她对正来的真爱的情感所感染。。。
正来虽然先后离开了他的两位前夫人,但是都能与她们都保持良好的关系。正来最终离开了他的亲人们,她们也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念叨着他,怀念着他。可惜,他们无法在同一个世界继续往来了。

视角之三:作为朋友的正来

我算是邓正来的朋友,认识他有25年,但不属于他的朋友圈子里的朋友。在北京工作的四年里,有机会涉足知识界和权力界的各种圈子,但都仅仅是‘潇洒走一 回’而已,不从属于任何圈子,闷头闭门造车,完成了46万字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论稿》,声称‘20年后还领先’,之后就‘放洋’去了。20年后过去了, 好像牛皮还没有吹破。
1991年到英国城市大学社会学系访问,接着在Stephan创办的‘中国研究所’[13](1973-98)工作,这是英国的第一个以社会科学方法研究 中国的学术组织 ,在这里启蒙了跨学科的意识。不久收到正来发来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的订单,Stephan很支持并订阅了。当时分别跟黄平、王铭铭、刘新有一些交往,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规范化的问题是主要话题之一,我们的思考与国内的社会科学本土化和规范化的讨论不谋而合。1999年Stephan应邀参加中国人类学本 土化国际研讨会,并把我的文章带到会上,之后收入《本土化:人类学的大趋势|》(徐杰舜主编,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后来又被邓正来选进了他主编的《中国学术规范化讨论文选|》(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2010年再版)。在这篇‘学术规范、学术对话与平等宽容’文章中,我提出了‘不做学术商人’和‘不搞学术政治’的观点。正来不同意,他说,关键看做什么样的学术商人和搞什么样的学术政治。
2008年在创办复旦高研院过程中,正来发来了 (《复旦人文社会科学论丛》英文版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稿约。我投过一篇稿子,又撤回来了;又投过一次,又撤了,因为想在国外期刊上发表,正来均没有介意。后来我给他看了一篇中文稿子:《“个人-社会-国家三分法模型”及其案例浅析|》,以为他不一定会发,因为我在试图超越‘国家-社会’的研究框架,而且与他的观点不大一样。正来回复:‘你的文章我可以发表,即使我不完全赞成你的观点也没有关系的。这是学术!’后来该稿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辑刊》 (2009年6月)。
以后还有几件事使我进一步理解了邓正来的‘为了学术’的丰富内涵和他接纳百川的开阔胸襟。如,在拙著《礼尚往来》[|14] 出版之前,出版社需要几位专家学者鉴定书稿的质量。跟正来商量后,他欣然同意,并建议我请王铭铭也写。铭铭也痛快地答应了。后来Stephan看到了王铭 铭的推荐信[15] ,问我为什么铭铭会为我写此信,因为当初我在网上公开发表过一个‘十问’?我告诉了他邓正来的解释:那是因为我不懂学术政治,但我并无坏意,而是为了推动 中国学术。只要在‘中国学术’的旗帜下,大家都是朋友。后来,《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发表了郭爱民的评论文章:“个人化关系”与“互惠”的微型透视——常向群《礼尚往来》述评|(2010年第5期)。正来认为该文写得不错,问我为什么没将此文推荐给《中国社会科学辑刊》,因为他为此书写过推荐语 [16]。我说,作者征求评论文章的意见时,我正好收到了《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的约稿,就推荐过去了。他说我不懂得经营学术。
终于,在十余年之后我才逐渐理解了为什么当初正来不同意我的‘不做学术商人’和‘不搞学术政治’的观点,以及他的‘关键看做什么样的学术商人和搞什么样的学术政治’的内涵。

结语

现在回到前述Stephan悼词上来,他起初提到了正来是一个businessman。我问他:如果正来是个商人,他就是再神也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读书、 译书、写书、编书,并从事学术活动?后来他改为‘academic businessman’,可直译为‘学术商人’,林曦译为‘一个经营学术的人’,倘若正来在天有灵,一定会说,此译法深得我心。
再回到林端的猝逝,不知正来与林端生前是否有接触,也许他们有阴缘。林端还是台湾宗教研究学会理事长,他是在陪同施鲁赫特教授参观台湾佛光大学并于次日参 加在那里举办的韦伯的报告会的前夜长眠于佛光山的,而邓正来是佛教徒。但愿他们在摆脱了尘世的忙碌和烦恼之后在另一个世界里能静静地、充分地交流中国和世 界的学术。
虽然我与林端和邓正来最后的接触都与‘韦伯与中国’大会有关,他们的不幸离世不仅使我们筹备中的大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更是华人知识界和理论界的重大损失。但是他们对中国社会理论研究的贡献、知识创造及其与世界大师对话的努力,将激励着我们继续前行。
林端的导师施鲁赫特教授(Wolfgang Schluchter)将参加我们筹办的‘韦伯与中国’大会。 诚望借此机缘结识国内韦伯研究人士,共同推进他们各自未尽的事业并使之在人间不断光大。 最后,引用正来于2006年为《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陈夏红著,中国法制出版社)所作的序言中的一段话,来记念邓正来和林端这两位海峡两岸英年早逝的社 会理论家并与海内外学界同仁共勉:
‘韦伯曾经指出,“在学术园地里,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所成就的,在十、二十、五十年内就会过时。这是学术研究必须面对的命运,或者说,这正是学术工作 的意义。”我以为,韦伯这段名言的紧要之处在于,或者说学术传统的可能性乃在于,学者所必须面对的韦伯所谓的那种“命运”,并不是他们自己所能够成就的, 而是必须凭靠其他同道或后辈学人的智性努力和学术批判来成就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认为,这种学者的“命运”之于我们(当然也之于夏红),意味着一种更 高的诉求,即对于前辈学人的思想和理论,包括夏红所称谓的那些“法律圣徒”的学术努力,我们都不能仅仅沉溺于缅怀或颂扬,而且还必须保有一种学术传承的担 当并根据当下的时空认知进行反思和批判——亦即我所谓的对学术命运的“成就”。’
常向群 全球中国比较研究会 共同会长;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中心 研究员

2013年3月24日更新于伦敦磨乐阁

 注释
[1] 由于太忙,一晃龙年就过去了,赶紧将此文稍作更新并收笔,把‘悼念’文章改成‘纪念’文章,与‘韦伯与中国国际大会’征文启事|和复旦高研院中文版网页| 一起发出去,以纪念海峡两岸的两位英年早逝的社会理论家邓正来和林端(但主要内容还是从自己熟悉的几个角度谈谈对邓正来的看法),同时化悲痛为力量,希望 与广大同仁一起在保重身心健康的基础上继续成就所谓的‘学术命运’ (韦伯语),或者‘续香火’ (华人学者语)。据说邓正来还有一位夫人,而且有的夫人对作者笔下的正来作为丈夫一节的描述不太满意,希望不要发表。作者认为,此节细节也许会有所出入, 但不会因此影响对邓正来的基本评价。特此说明。
[2] 与‘中国研究’不同,‘中国比较研究(Chin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把中国置于全球视野下,对中国和其他国家和地区作比较研究。几年来,其发展路径和研究框架逐渐明晰:从王斯福教授 (Professor Stephan Feuchtwang)首创的主题关注的硕士学位课程讲授的内容|),到问题导向的项目研究(如’金砖五国’移民在英美澳日的比较|)、一般社科学科概念的更新与中国社科概念的锤炼(如筹划出版‘来自华人视野的社会科学概念’;参与‘社会建设’国际论坛|及出版英文版的文集)、对华人思想的兴趣(如筹划‘华人三只眼丛书’)、中国与社科研究一般方法论的比较(如林毅夫教授的讲座与讨论|),再到理论上的华人思想与世界大师的对话: 始于‘韦伯与中国’的国际大会| ,以全面推动中国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全球化(如2012年以中国为主宾国的伦敦书展中的相关学术活动|),等等。
[3] 林端(1958-2013):德国海德堡大学社会学博士,台湾国立大学社会系教授。
[4] 邓正来:“生存性智慧”与中国发展研究论纲,《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5] 王斯福教授[Professor Stephan Feuchtewang]: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系荣休教授,中国比较研究网创始主任; 全英中国研究协会(BASC)前主席。
[6] 林曦:复旦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林曦从伦敦经济学院获得博士后,参加过中国比较研究网的建设(这可能是英语世界中唯一的关于中国研究的双语网站)。他在《怀念邓公》一文中说,他至今不知为什么‘邓公当年选择了接纳我’。其实,在一定意义上与王斯福的推荐有关。
[7] Intellectual activist 和intellectual entrepreneurship这两个词似乎还没有相应的中文翻译,校对时,我做了直译并保留了原文。前者比较别扭,‘分子’和‘活动家’在语法上不合 适,在语义上好像说得过去,可惜没法向正来这位翻译家讨教了。好在当年的‘社会活动家’和现在的‘社会企业家’也都是用出来的。
[8] 网址如下:http://www2.lse.ac.uk/economicHistory/CCPN/LSEandChina/AdvancedStudies/IAS-Fudan.aspx| 。
[9] 这里‘自由知识分子’包括独立于任何体制和在体制内的自由思想者和知识创造者。
[10] 宿亮 http://cnpolitics.org/2013/01/deng-zhenglai/| 《政见》,2013年1月26日。
[11] 这几个数字来自不同的sources,也许不一定准确。在此,多几本或少几本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质的问题,还有一个数字的代价与生命的平衡关系问题,以后有机会再讨论。
[12] 百科名片‘邓正来’:http://baike.baidu.com/view/91739.htm|
[13]这种social scientific studies on China不同于汉学sinology、或含人文科学的Chinese studies或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的中国研究
[14] 全称:《关系抑或礼尚往来?——江村互惠、社会支持网和社会创造的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英文和繁体字版,台湾华艺学术著作出版社2010年。
[15] 王铭铭的推荐信见:http://www2.lse.ac.uk/economicHistory/CCPN/ChineseSite/Publications/books/bilingualBooks/newBooks_XC_cn.aspx|
[16]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举世瞩目。在全球化背景下探讨中国发展的模式问题已经成为当下社会科学诸多学科所共同关注的热点。 常向群的著作《礼尚往来》可以说是体现所谓”中国模式”的一个”虚拟标识”。这部优秀的著作是作者经过中西方跨学科的学术训练、基于当代中国的、长期的和 深 度的经验研究的成果, 也是近百年来第一部华人学者全面系统地挑战西方社会人类学的社会交换和互惠等重要理论的力作’。—- 邓正来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辑刊》主编;《复旦人文社会科学论丛》(英文版)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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